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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明理堂”设于风景秀丽的曲江畔一处清雅园林中，与格物院的严谨喧嚣形成对比。这里亭台水榭，竹林幽径，旨在营造一种从容论道的氛围。首次聚会，参与者便极为多元：有希腊哲学家赫利克勒斯及其同侪，有天竺精于因明逻辑与佛法哲思的僧侣，有波斯信奉琐罗亚斯德教、强调善恶斗争的祭司，有大乾的儒家硕儒、道家高士、法家干吏，甚至还有一位来自草原、言语质朴却充满生存智慧的部落长老。

    首次辩论的主题颇为宏大：“何谓良好的生活与理想的社会秩序？”

    赫利克勒斯率先阐述，描绘了一个由理性法律统治、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、追求知识与美德的城邦图景，强调个人灵魂的卓越与城邦的正义是实现“幸福”（尤达摩尼亚）的关键。

    大儒则从容应对，勾勒出一幅以“仁”为核心，君臣父子各安其分，礼乐教化蔚然成风，天下归仁的和谐画卷，强调个体在伦常关系中的完善与对整个社群的贡献。

    天竺僧侣则谈论“法”（达摩）与因果，追求超越世俗苦乐的涅槃寂静，认为真正的秩序在于心灵的解脱与对宇宙法则的顺应。

    波斯祭司则强调光明与黑暗的斗争，认为理想社会需不断弃暗投明，遵循阿胡拉·马兹达的意志，建立真理与正义的国度。

    草原长老则用最朴实的语言，讲述了部落如何依赖集体狩猎、共享资源、尊重长者与自然，才能在水草匮乏之地生存繁衍，他们的“秩序”与生存和血脉紧密相连。

    起初，各方各执一词，难以相容。希腊人认为大乾过于强调集体压抑个性，大儒认为希腊人忽视人伦根基，天竺僧侣觉得双方都过于执着尘世，波斯祭司强调善恶二元非此即彼，草原长老则觉得其他论述都太过抽象复杂。

    慕容冷越和风染霜始终静默聆听，不加评判。风染霜偶尔会请译官询问一些关键概念的精确含义，例如希腊的“正义”、天竺的“法”、波斯的“真理”，与大乾的“仁”、“义”、“礼”有何异同。这些提问，往往能引导争论从表面的对立，深入到各自文化语境与思维模式的深层结构。

    渐渐地，在连续数日的辩论中，一种微妙的变化开始产生。一位大儒在听到希腊人对公民勇敢美德的推崇后，联想到了孟子所谓的“浩然之气”；赫利克勒斯在理解了大乾“礼”不仅是外在规范，更是内在修养与情感表达后，开始思考其与希腊“德性”概念的关联；天竺僧侣关于“缘起性空”的论述，让双方都暂时从固有的执着中抽离，审视自身观念的局限性；波斯祭司对“真理”的绝对强调，虽与大部分观点不同，却也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；草原长老的生存智慧，则让所有精妙的哲学都回归到生命最原初的需求。

    他们依然坚持各自的核心信念，但开始尝试去理解对方信念背后的逻辑与关怀。格物院中那种非此即彼的对抗性氛围，在明理堂逐渐转变为一种探索性的、甚至带有一丝相互欣赏的对话。一位希腊学者私下对同伴感叹：“东方哲人并非不重理性，只是他们的理性融汇了更多对生命和情感的洞察。”一位大乾文士则在笔记中写道：“西人逻辑严整，追求确定，犹如金玉，质地坚硬；我邦思想圆融，注重变通，好似流水，随物赋形。金玉流水，各有其美，或可相得益彰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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